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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流坑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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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流坑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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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图文   乡土游
 
  2015年元旦,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乐安县的流坑村,这个远近闻名,如雷贯耳的地方。这个元旦节假日前后三天的时间,一路都是温暖的阳光陪伴。我们于元月一日当天下午三时到达流坑村口,在夕阳下,随着导游进村匆匆走了一遍,光线射在街巷,射进天井,射在门前晒红辣椒的竹匾,射在挂满腊肉的墙上,一派温暖的古村冬日风情。晚上住在村旁的“状元酒楼”。晚饭之后夜游古村,明月当空,正好照见我们行进的道路。而且月亮升起在东方,引领我们寻路行走到村东的乌江边,看那边静静的江水,静静的田野,这边静静的村庄。
 
 
元旦流坑行(一)
 
 
  约好次日清晨登村东的小山俯瞰全村,但流坑的清晨,温度已然到了零下三度——陈主任说这是最不好看的季节,要等到春天来,这里会生机勃勃,才是最好的季节——我当然相信。
 
 
元旦流坑行(一)
 
 
元旦流坑行(一)
 
 
元旦流坑行(一)
 
 
  但是,我非常乐意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古村落,一个巨大历史文化综合体,它丰富,它厚重,它深沉,值得我慢慢学习,而不是一下子看完看透,这种感觉,使人持久着迷,不会一下子兴味索然,对于我而已,真是美妙不过的。流坑是一个镇村不分的聚落,人口六七千人,集结了那么多人气,至今依旧。一横七纵(当地称“一纵七横”)的街巷格局,貌似太清晰,是不是让人对那七条巷子正对的乌江念念不忘,这样清晰的鱼刺状路网,在商业集镇是常见的。根据一般的经验,我确信它在明代以后,商业兴起,才有如此兴旺的气象,这个与目前那些宣传栏上宣扬的,稍稍有一点错位。
 
 
元旦流坑行(一)
 
 
  流坑的商业兴旺,有赖于村落选址旁边这条乌江,山里的木材,竹子,通过这条乌江河放排到山外,这样的码头运输交易的频繁在当初可谓大观,如今,这条江水依然清澈,只是已经停止了交通。乌江河,古称濒水,又名恩江,发源于吉安市永丰县的中村境内,经该县石马镇流经乐安县,向北绕了一个大弯,后从流坑村所在的牛田镇向西出境再注入永丰恩江镇,最后汇入赣江,流坑此段属于恩江上游,东水西流,古代流坑的商贸当经赣江走向外面。
  关于这条河,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北宋哲宗时期的监察御史董敦逸是吉州永丰流坑村(今属乐安)人,实事求是为已经失宠的孟后申冤。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借他事将其调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孟皇后也因董敦逸的秉公执法而恢复了“中宫”娘娘的尊位,从轻贬居瑶华宫。此事史称“瑶华秘狱”。后金兵南下,孟后与六宫宗室西逃,经江西永丰乘船前往江西乐安望仙避难。在金兵追赶下,孟后一行来到吉水境内文江下游两河交汇处,孟后指着从东而来注入赣江的文江问身边侍臣:“东水发源何处?”殿前参军何维贞回答说:“从董敦逸家门前来。”孟后闻之,命身边侍臣取金杯舀河水一杯,她接过金杯一饮而尽,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董御史)吾之恩人也,饮此水以报之”。从此,文江便改名为“恩江”,并沿用至今。后来,永丰县城“报恩镇”也因此改名为“恩江镇”。
  阅读关于古村的专门介绍——据族谱记载,董晋的孙子董清然在唐末战乱时,由安徽迁入江西抚州的宜黄县,他的曾孙董合再迁至流坑定居,成为流坑的开基祖。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董氏崇文重教,以科第而勃兴,成为江南大家族聚居的典型。时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文武两状元,秀才若繁星”和“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美称。元代,遇兵燹,村子遭毁。明清时代,村中有识之士绍继祖业,兴教办学,修谱建祠,并发展竹木贸易,使流坑村又一次繁荣兴盛。从宋初到清末,村中书塾、学馆,历朝不断,明万历时有26所,清道光时达28所。自宋以来,全村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78名。历代进入仕途的,上至参知政事、御史、下至主薄、教谕的超过100人——就是不提巨商大贾,这个有点遗憾,看来,重仕轻商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人们的意识中。
 
  回来之后,我阅读有关村落介绍,将村落的发展历史稍稍梳理了一下:
  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流坑董氏中进士多达26人,并且通过科举入仕,形成了流坑董氏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甚高的大家族。元代大理学家吴澄在为流坑董氏族谱作序时说道,董氏在宋代“仕宦之众,莫之与伦”,溢美之词,其实堪副。
  元代,流坑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和劫难。元军兵下临安(今杭州),流坑董氏汇入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大军,保卫乡梓。及兵败,“乡以勤王故,遭兵祸稍酷”,流坑为元军铁骑践踏杀掠,摧毁殆尽
  1365 年,朱元璋平定江西之后,董姓陆续返回故园流坑,“芟荆扫砾,复有其居”;“不数年,弦歌而居”。就这样,董氏家族随着明初社会逐渐安定而休养生息,并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来。
  进入明代,以书香仕宦名世的流坑董氏复开登科之例,仕者渐盛。成化二十年(1484 年),第二十代董时望再中进士,后官至御史,在族中传誉甚高。第十六代董琰,字子庄,曾任茂名知县,后迁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赵王府长史,且著作颇丰,文才时望,在流坑称得上一流的人物,村人建翰林楼纪念。当然,此时流坑的科举仕宦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呈下降趋势,但著书立说者很多,仍不失为江右“文献世家”。
  明代中后期,董氏族人受长江中下游商品贸易的影响,利用乌江之便利,进行竹木贸易,使流坑村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族内一批精英的不断努力下,流坑董氏的宗族组织和社区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从明初到万历年间,董氏族人三次撰修族谱,三次修建大宗祠,采取强化族领、制订族规、增置族产等许多措施以凝聚族众,并且推崇心学,重视教育,激励族中子弟发奋读书、光宗耀祖。反映在村社建设上,出现了“三多”,即祠堂多、书院多、纪念性文化建筑多。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到流坑村游历,赞:“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可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流坑已然是巍巍一方大聚落了。
  清代初期,流坑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董氏的科举功名已是江河日下,大为衰落,最终从一个朱紫踵继的仕宦巨家蜕变为乡间的平民宗族。另一方面,族人在明末开始竹木商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竹木贸易。他们从乌江上游的金竹、招携等地,贩运竹木到赣江沿岸的三湖、樟树、南昌等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从而使流坑的社会经济在清朝前期步入它的黄金时代。
  那时,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完全为流坑董氏所垄断,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出现了竹木贸易的行会组织——木纲会,并依靠宗族力量控了乌江的竹木运输。竹木贸易的突出发展,不仅使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内新生了一个人数很多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纷纷通过捐纳的途径,挤入士绅、官僚阶层,又以巨额的财富积累,积极从事宗族和社区建设,如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立学助教、修桥铺路、倡义施惠等举措,使流坑又一次繁荣兴盛。直至鸦片战争之后,江右商帮逐渐衰落,流坑才渐渐隐匿在历史的风烟中。
 
  应该说,流坑,大略可以概括为前五百年因仕宦而兴,后五百年因经商而旺。它是古村落发育到非常成熟,元素齐全,阶段分明的类型,千年流坑的历史,正是中国古村落发展的一个缩影。
  总结流坑村的特点和定位,它应该是儒商合一的典范,加上农耕,可谓集仕农商三位一体,亦仕亦农亦商,聚落即有亦城亦镇亦乡的特点。——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物质相对匮乏,而在千年之下,发育成如此规模的大型村落,这个现象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因此,我逐渐清晰一个思路,一方村落的形成,经济基础至为重要,而封建社会晚期商业经济的发育,造就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古村落完整成熟的形态——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功利,但是,事实摆在面前。
  其实,看上去,流坑村落破坏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整个村子几乎被新建的房子包裹起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它的总体格局和内涵都还算相对完整,村中,七八条街巷和两百多幢历史建筑,都还保留,各处匾额,楹联、雕刻、绘画、书法,总计六百多处,字迹都还清晰明朗,不仅没有败坏殆尽,而且可以算是积货可观,可以想象的确是文化深厚。目之所及,既是文化的宣扬,也都是财富的沉积,而且下午我在院子里参观,老人结群坐在门口晒太阳;清晨我在巷子画画,老乡在我身边穿梭,龙湖的廊桥内的集肆熙熙攘攘,丝毫没有败落的样子——人们还愿意在祖居居住,薪火相传、聚族而居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依然在天井下的小院和鹅卵石铺就的小巷中延续。——流坑,让我再一次感到欣慰,我们的家园,没有消失,它们就在远方。吃饭的时候,我对大家说,我每次到江西,就有回家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仅仅保留了格局完整的历史建筑,而且完整地保留了村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乡情——我们熟悉的那些门楣,那些轮廓,那些转角,那些质感,那些细节,那些故事,那些交集,那些人情,那些气息——仿佛早先就刻在我的记忆我的基因之中——老家,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一种物象,一种情景,一种感觉——它们在哪里,就在农耕社会文化的腹地,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深深处,江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遍地古村落,这里遍地有触动我的乡愁。
  流坑董局长为我们安排的导游,穿着黄色的羽绒服,一路微笑着,耐心背诵着讲解词,中途我偷偷溜走,她也不着恼,好像她也不担心我会走丢——因为,到村落里某一个地方我们自然会碰见,因为她那个鹅黄色的衣服非常显眼。
  村里巷道铺砌的不是石板,而是卵石,这应该就取材于村边的那条乌江。我穿的是皮鞋,快跑也不是,慢走也不是,而且慢走显然也不符合我的节奏,所以走起路来很别扭——在那几条深巷中行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样子,还真有点滑稽。
 
 
元旦流坑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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